1950年，年仅19岁的丁佑君被土匪灌辣椒水，坐老虎凳，还用枪击穿她的左胸。甚至扒光她的衣服游街。最终，宁死不屈的丁佑君被残忍杀害，尸体被饿狼吞噬……
1950年深秋，四川西昌盐中区的一片庄稼地里，一个老农正弯腰劳作。锄头落下，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趔趄。低头一看，是块人头骨，骨面还带着未腐尽的软组织。老农吓得魂飞魄散，跌跌撞撞跑去盐中区公安所报了案。
民警赶到现场勘查后，确认了这颗头骨的来历——正是此前被土匪残杀的革命干部丁佑君。尸身的其他部分，早已被野狼分食殆尽。
这一年，她才十九岁。
丁佑君的出身，和穷苦人家不沾边。1931年她生于四川乐山瓦窑沱，父亲是当地颇为殷实的盐商，家中光景体面，从小衣食无忧。按理说，这样家境的女孩子，安安稳稳读书嫁人，一辈子也就顺顺当当地过了。
但丁佑君打小就长了一副不一样的心肠。她的奶娘出身寒苦，手里带大过好几家的孩子，肚子里有说不完的人间疾苦。小佑君听得多了，心里渐渐装下了那些和自家生活完全不同的悲欢。
1947年，她考入成都市立女子中学。学校里的环境比家庭开阔得多，各类进步书刊在同学间悄悄传阅。她一本接一本地读，心里的火苗一点点燃起来。
1948年4月，四川大学学生因爱国运动遭军警镇压的消息传来，女中的学生们坐不住了。大家决定罢课，声援川大。丁佑君成了最积极的串联者之一，出校门、上街头、撒传单、喊口号，什么都跑在前面。
1949年4月，学校又闹起护校运动。她父亲在家里急得团团转，先是写信，接着又托人买了车票，就差派人去把她绑回来。来人对她好言相劝，她态度很平静，话却说得极硬：“我爸爸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请你告诉他，我不会离开成都，我要留下来等解放。”
年底，成都果然解放。新政权到处招人，一张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的招生告示贴到了街上，丁佑君在告示前站了很久。她知道西康是块硬骨头，山大沟深，匪患未清，和成都简直是两个世界。家人和同学都劝她，读大学、当记者、做研究员，哪条路都比去山沟里打转强。
她不是没犹豫过——当记者是她很早以前就种下的梦。但几夜翻来覆去之后，她撕掉了父亲寄来的车票，把大学计划从日程表上划掉了。
从成都到雅安的行军，成了进干部学校后的第一道生死关。队伍途经新津、邛崃时，遭到土匪伏击，枪声从四面压过来。师生们趴在泥地里匍匐前进，身旁不断有人中弹倒下。丁佑君身体底子本来就薄，却一路轮换着背伤员，硬是在枪弹里爬了三十多里地，没有掉队。
在干部学校学习期间，有一堂课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卓娅。那位姑娘被德军俘虏后受尽凌辱，至死未吐一字。丁佑君在课堂上当场立下誓言，语气平静，却字字见血。在场的师生谁也没有料到，这句誓言不久之后竟成了她人生的注脚。
1950年5月毕业后，丁佑君被派往西昌，担任女子中学军代表。仅仅三个月后，组织又将她调到盐中区，担任青年干事，主抓粮食征借。那是块新解放区，表面上插了红旗，暗地里土匪势力仍在各村流窜。她不怕，每天跑几十里山路，挨村挨户和老百姓拉话，一点点把政策讲透，把人心捂热。
不到两个月，老乡们就开始喊她“丁代表”“丁姐姐”，有人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你这姑娘，放着福不享，跑到这穷山沟里来，图啥呀？”她的回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——图同胞们都能活出个样子来。
1950年9月17日，她到裕隆镇征粮，正好撞上土匪发动暴乱。她被绑架了。土匪起初没打算下死手，摆了一桌子好菜好饭，想用软话把县区武装的布防情况哄出来。她把桌子一把掀翻，碗盘砸得粉碎。匪首又逼她缴枪，她说，枪没有，命有一条。接着便是非人的折磨。
皮鞭抽完上棍棒，棍棒打完坐老虎凳，最后灌辣椒水，赤身拖出去游街，左胸挨了一枪。整个过程里，她除了喊口号，几乎不再开口。她被打得不成人形，昏死在血泊中，土匪仍不罢手，提着她的双脚，在满是石子的土路上拖行了半里多，最后抛在荒野里，任野狗野狼糟践。
消息传回西昌时，许多人哭了。后来，盐中区公所驻地建起了丁佑君烈士陵园。1987年10月1日，她殉难的地方河西镇，正式更名为佑君镇。
一个十九岁姑娘的血肉被毁灭了，但那具被狼群撕碎的躯体，最终化为了一方土地的名字，永远钉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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